1992年，19岁的她被人从中越边境拐卖过来，嫁给大她12岁的爸爸。在家里，亲戚们一般叫妈妈“阿梅”，背地里，偶尔也叫她“越南梅”。

打我懂事后，因为怕勾起她想家的情绪，我从不敢多问她小时在越南的事情，偶尔谈起的，只是关于外公家的一些简单情况。

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，我大略拼凑出了她的少女时代：

外公是位铁匠，收入不错，家里还算宽裕，有个种满了花的大院子。外婆是全职主妇，生了10个孩子，妈妈排行第八，性格彪悍，学校有男生欺负舅舅时，她就会跑过去一脚踹到那些男生身上，打不过的话，就抓起砖头扔过去。

念中学时，妈妈厌学，被嫂子用两斤龙眼引诱，辍学回家照顾小外甥。因为兄弟姐妹太多，妈妈觉得外公外婆冷落了她，所以一心想早点独立，有一个亲戚的姐姐，说可以带她偷渡到中国打工，赌气的她瞒着外公外婆越过了边境。后来妈妈才知道，这个姐姐原本是打算把她带到边境卖给人贩子——结果两人一起中了圈套，坐了很久的车，被拐卖到境内一个农场里。那个农场曾是越南难侨归国的安置点，也是后来“越南新娘”的集散地。

跟几个同样从边境转被移到农场里的“老乡”一样，妈妈的随身物品都被收走，身无分文，语言不通，插翅难逃。

被拐骗来的女人大概有七八个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人被买走，随后又有新的人补充进来。这些人当中，有像妈妈这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也有四十多岁的阿姨，还有十三四岁小女孩。对前来“买老婆”的人来说，她们都是 “越南新娘”，无关年龄大小。

要是有“越南新娘”反抗不想嫁，农场的老板便会把人带到一边，打到顺服。期间，有公安的人来检查过几次，老板就把妈妈她们藏在一个大衣柜里，威胁说“被发现了，你们都要坐牢”，吓得她们都一动不动。

刚被关进农场时，妈妈曾觉得“这辈子都完了”，可时间一久，这样非人的日子，反而激起了妈妈的求生欲，开始想要伺机逃跑，“无论怎样，先出去再说”。

2

第一次见到爸爸时，妈妈已经在农场里待满3个月了。

“你表伯本来想叫他要个胖一点的，但是他不喜欢，就选了我。”妈妈说这话时，我不懂她这是自豪，还是无奈。那时，她决定先跟爸爸离开农场：“我本来是打算跟他回去，偷他一点钱逃走的。”

村里和妈妈一样的越南阿姨不少，她们有的嫁给了胡子白花花的叔公辈的老人，有的嫁给了走不了路的残疾人——相比这些男人，大妈妈一轮、身体健康的爸爸算是不错的，除了穷。

“家里穷得找个坐的凳子都没有，比你外公家差多了。（回来后）第二天你奶奶就给了你伯母50块，带我走了两个小时山路，去镇上买了一套内衣和一条西裤，当结婚用的新衣服。”这是妈妈跟我描述的跟爸爸回村时的情景。“结婚也没什么仪式，就吃了顿饭。”

妈妈在村里最早熟悉的人，是跟她一样来自越南的阮姨。阮姨与妈妈同龄，比妈妈早一年来到村里。阮姨的双亲在越南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老师，聊起往事，她总说：“这里的条件比我家差太多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人贩子拿着刀逼我嫁——就在下面那片玉米地——我就哭着来了。”

也许，在生活条件上，妈妈和阮姨感同身受：外公家靠海，鱼虾曾是妈妈以前的日常食物。到了我家之后，一天两顿，不是煮木薯就是喝粥，清淡得让她受不了，又水土不服，半夜发烧没办法去看医生，奶奶按照土偏方，去厨房抓来七八只蟑螂碾碎，冲开水让她喝下——后来，妈妈告诉我，我小时候发烧时，她也是这么给我治的。

妈妈和爸爸最初的相处，就是两条平行线：“他每天都开个拖拉机去镇上玩，天黑了才回来，回来了我就帮他提洗澡水，然后吃饭——你奶奶叫你大伯的3个孩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去厕所都要盯着。”

不过妈妈并不在意这些——她同意嫁给爸爸，原本就是为了先逃离农场，再伺机逃回越南。为了逃跑，她来村子3个月的时间，就学会了不少本地的白话，“我看他们说话，一点一点慢慢学，不会说话，怎么逃跑？”

之后，妈妈便开始想实施她“偷钱逃跑”的计划。她翻遍了爸爸的床顶，发现只有几张白纸和几包香烟。她又去问奶奶拿钱，说想去镇上买点东西。奶奶说：“买什么买？没钱！钱都用来买你了！”

妈妈说，奶奶这话半真半假：爷爷去世早，奶奶把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拉扯大，在那个年代已属不易。儿子成年后，奶奶把家里所有积蓄都用来帮我的伯父娶邻村的伯母上面了，买妈妈花的2800块钱还是爸爸借回来，这笔钱，是妈妈后来自己靠种花生卖才还上的。

所以，后来妈妈老对我们说：“我是自己买了自己给你爸当老婆。”

偷钱的计划落空，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妈妈说，隔壁村有位从越南来的兰姨，当初哭闹着要走，最后被锁在阁楼里。兰姨把蚊帐拆下来，一头系在窗上，一头甩到窗外，然后顺着蚊帐爬了下来。可她跑到客运站，因为不会说白话，本地司机猜到她的来历，直接拒载。于是，兰姨又被带了回去，继续锁在阁楼里。

那时在村里人看来，只有生了孩子、有了母亲的角色，“越南妹”才能可以当作一个人来看待，而非花钱买回来的商品。后来，兰姨因为生不出孩子，就被转手卖掉了。妈妈怀上哥哥前，爸爸和亲戚们也不是没打算过将妈妈转手卖掉过，“都这么久了，肚子还没动静，不会是生不了吧”。

知道兰姨的遭遇后，19岁的妈妈能做的，只能是“再等等看”。这一等，就等来了哥哥和我。

3

1994年5月，我哥哥出生了。没有医生和护士，只有一位接生婆、一把剪刀和一盏散着鹅黄色光线的灯泡。生完哥哥的第三天，妈妈就自己去井边打水洗衣服——因为奶奶说，不能碰坐月子的女人的东西。

两年后，同一把剪刀也剪断我了的脐带——在我之前，本来还有个哥哥，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还去挖地，流产了。

妈妈说，我出生那天停电，爸爸不在家，回来后听见“是个女孩”，他并不高兴。奶奶不准爸爸进生过孩子的屋子，妈妈叫爸爸点一盏水油灯，他只在门外伸手递进去，说：“出来拿吧。”

然而生下我们，并不代表妈妈就拥有了平等的地位。

有一次，邻居家的妇人来我家闲坐聊天，说话间，突然问我：“你的妈妈是越南人，你会不会觉得羞耻？”

我当时愣了一下，在角落里的妈妈也怔怔地挺直了背。我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邻居的了，但后来，妈妈也常会这么问我，我知道，这句话肯定成为了她心里的一块石头。

于我而言，她和别人的妈妈一样：每天清晨给我编好看的辫子；没钱给我们买玩具，就用竹篾编很多的小人给我玩“过家家”；夏天她会找来一张凉席铺在院子里躺着，看我和哥哥追萤火虫直到夜深；我和哥哥若是调皮，一样也要挨批评。

只有在亲戚口中听到“越南妹”，我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妈妈是个“买回来的越南人”。

小时候，经常听说村里有越南阿姨“走了”，偷渡回越南之后没再回来。每听到谁家小孩的妈妈“没回来”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：“不能让妈妈走。”

在我6岁那年，妈妈还是决定回去看外公了。她出发那天，我一边哭一边追着摩托车跑，想让她也带上我。最后，自然是没追上。

她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，总有亲戚以戏谑的口吻问我：“哎呀，你妈妈是不是不回来了？”他们每问一次，我都会害怕得睡不着觉。

半个月后，妈妈回来了。她说外公外婆极力反对她回中国，但她实在放不下我和哥哥，最后说服了家人放她走。从那以后，虽然依旧有人喊我是“阿梅的越南妹”，但我心里暖暖的，很感激妈妈没有抛下我。

让我后来更感激她的，是这次回来后，她像下定决心一样，说无论如何要在能力的范围内，给我和哥哥最好的生活。

我和哥哥听得似懂非懂，只知道那一年后，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——妈妈把村里的山地承包下来开了荒，种了几个山头的橘子树。有了收成之后，爸爸本想把村里的泥砖房推倒重建，妈妈坚决不同意，理由是哥哥和我每天上学都要走1个小时的山路，她希望搬到镇上去，那样我们上学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。

爸爸不同意，协商不成，妈妈便一意孤行，到镇上去打听，找到一套老瓦房，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，又东凑西借，筹够了3万多，逼着爸爸去签字——连卖房子的爷爷都对爸爸说：“你老婆可真能干。”

搬家之后，妈妈就在隔壁一个鞭炮厂找了一份工作——用红纸卷鞭炮。每天早上6点她就起床给我和哥哥准备早餐，然后熬制卷鞭炮用的浆糊，一个月最多只有400块。直到现在我依旧无法想象，妈妈是怎样用这400块维持一家五口人的开销。

直到现在我都记得，小时候我穿的胶凉鞋坏了，妈妈就会在晚上煮饭的时候，用火钳把在别的鞋子剪下的一块胶烫融，将鞋子断裂的地方接起来，然后给我穿上。每次她都会说：“先穿着吧，等不能穿了就给你买新的。”

每次见到小孩子打扮得精致，她都会拉着我要我看，说：“如果你小时候这么穿一定比她好看。”

4

我一直认为，爸爸妈妈虽然不算如胶似漆，但也算相敬如宾。妈妈从不在我和哥哥面前与爸爸吵架，即便生爸爸的气，也不会忘记叮嘱我和哥哥给爸爸备好茶。爸爸喜欢吃的东西，妈妈记得一清二楚，吃饭的时候，总是把好吃的端放到爸爸面前，爸爸不喜欢她穿太鲜艳的衣服，她也从来不穿。

作为儿媳妇，她对奶奶也是尽心尽力：即便当年她做月子时，奶奶薄待她，只给她煮了一星期的鸡蛋汤，但在伯父和叔叔常年外出、未尽任何赡养义务的情况下，妈妈也从未计较过那些龃龉，让奶奶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。

决定搬去镇上后，奶奶曾一直担心妈妈会把她留在村里。直到搬家前妈妈问奶奶说：“我们要搬家啦，你东西收好了没？”奶奶这才喜出望外。忙活半天，奶奶发现自己视若珍宝的木箱子装不下那些被褥，就去问妈妈可不可以找个绳子捆好了到时放车上。妈妈说：“我给你买了新的，你还要它干什么。”

住进新家一年后，奶奶就很安详地走了，没有预兆，没有病痛，走的前一晚，还和我们一起喝了妈妈煮的糖水，妈妈给她买的那根拐杖，就安静地放在床头。

那时家里的人情往来，大多都是妈妈在操办，亲朋好友也都夸妈妈能干，她已然从一个买来的越南媳妇儿，蜕变成是我们家的主心骨。

千禧年前后，妈妈跟别人借了4000块，帮单身的叔叔娶回了同样来自越南的婶婶。

婶婶是村里的“第二批”越南新娘——爸爸买回妈妈时，是村里“越南媳妇潮”的第一个高峰期，当“老一批”的越南阿姨打通了回家探亲的通道，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会支付一定的“媒人钱”，请她们“做媒”给他们“介绍对象”，“第二批”越南新娘就被带过来了。

婶婶原本在越南未婚先孕，生下一子，碰巧村里一位“老一批”的阿姨回去探亲，她就“偷偷跟过来玩一下，顺便打工”。婶婶没想到自己会被卖了，起初拒嫁，见过叔叔之后，又觉得叔叔长得不错，还有妈妈这位“老乡”嫂子，就答应了。

妈妈为叔叔婶婶的婚礼费了好大心思，宴请宾客，拜堂，跨火盆，所有仪式一样没落。娶回婶婶后，妈妈又去承包了竹山，靠卖竹子一点一点地把买婶婶的那笔钱还上了。一年后，婶婶生下了杰弟弟，妈妈为了婶婶晚上能好好睡觉，就把杰弟弟抱过来照顾。

妈妈有三个远房表妹，在越南由于个人问题无法成家，妈妈就把她们带来国内，为她们一一安排“相亲”。最后三个表妹一个嫁到市区，一个嫁到隔壁村，一个嫁给了爸爸的堂哥。终归不是人贩子，妈妈虽然也收了不多的“媒人钱”，但很用心地为表妹们操办婚礼，后来她们生孩子的时候，妈妈还经常去探望。

我9岁那年，外公来了。他是一个眼角有好看皱纹的老人，穿着白衬衫，带着鸭舌帽。和我们住了几天，临走时，他对妈妈说：“好好把孩子养大吧。”

后来闲聊时我会与妈妈开玩笑，说如果当初她在越南重新开始，也许生活会过得很好。但妈妈很认真地回了一句：“无论我在哪里，我永远都不可能放下你和你哥哥。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妈妈的这份“放不下”里，除了我们兄妹，也是有爸爸的。

直到2012年我念初三时，妈妈毅然选择离开了家，我才知道，她确实只是放不下孩子。

5

那年夏天，妈妈外出打工，与她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镇上的一个重庆叔叔，大家平时有往来，哥哥和我都认得。

也许是从未体会过被人追求的感觉，没过多久，妈妈在电话里忍不住给我分享，说叔叔待她有多好。虽然她没点明，但我都明白了。于是，那年冬天看到他们两人牵着手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也就没有很惊讶，更没有气愤。

妈妈说重庆叔叔的父亲去世了，她要陪着去奔丧，临走前想见我一下。我们草草吃了顿饭，我全程沉都浸在愧疚当中，因为我不知道回家要如何向爸爸解释。

妈妈总是说离开爸爸是因为想给我筹钱读书。因为我曾对她说过，我想考市里最好的高中，然后考个好大学。当时哥哥已经无心向学退学打工了，妈妈不想我因为钱的问题辍学——我的高中每年学费1960元，生活费每月500元，不算多，但那时候家里穷得真的拿不出来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爸爸。离开家之后，妈妈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、而她也不愿提的往事：

我出生之后，爸爸带妈妈去结扎，只把她送到医院门口就离开了，留她一个人在医院任由大夫摆布。手术结束之后，仍不见爸爸人影，妈妈疼得几乎走不了路，一个人晕眩得几次差点跌倒，蹒跚挪步许久，才在街头找到正在和朋友聊得火热的爸爸。

妈妈问：“你把我一个人放医院，万一我死了，被扔垃圾桶里，你怎么办。”

爸爸回：“就这么办呗。”

……

2011年，邻居要将原来的老瓦房拆掉重建，由于两家房子连在一起，邻居一拆的话，我们家右边也就没有墙了。于是协商之后，两家决定一起把房子推倒重建，需要将近20万。

家里没钱，妈妈只能自己动手学砌墙，以节省人工成本。爸爸就在一旁看着，不满意的时候就指指点点。

妈妈和爸爸争吵说：“你就知足吧，下辈子你还想找我给你盖房子？”

爸爸就说：“这辈子都怕了，还要下辈子。”

最后，两层楼房的砖块，都是妈妈自己堆砌上去的。

妈妈说，她本来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为我和哥哥撑起一个家，但爸爸非但不努力挣钱（家里的大小开支几乎都是妈妈挣回来的），扎根在内心深处的大男子主义，也让他始终没能把妈妈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去看待。

当然，我家的亲戚们也没有给予妈妈应有的尊重。虽然他们表面都夸妈妈能干，但私下还是会言语，觉得妈妈如风尘女子一样可以戏弄。姑丈曾说过，如果哪一天妈妈回越南了，爸爸也“没必要去追”，“就当花几千块买两个孩子养呗”。

听见这些损伤妈妈自尊心的话，爸爸从没有半分维护。最后，爸爸的一句“我何必养你？养猪都好过养你！”，成了妈妈彻底离开的导火索。直到现在，这句话仍让妈妈介怀，让她觉得屈辱之余，也对多年来尽心尽力的付出没能获得丈夫的认可、没换回来对等的爱和尊重感到绝望。

跟村里常常打老婆的男人比，爸爸确实从没动过妈妈一个指头。所以，妈妈的离开让他们颇感意外。

但我知道，村里很多的越南阿姨，在心里上早就已经“逃离”了丈夫——妈妈和她们交流一般都用越南语，从小泡在越南语里长大的我自然能听出，她们的悄悄话中，每个人都各自有个“他”。

比如婶婶——叔叔常年外出打工不回家，她常日无聊，便和那个“他”暧昧地来往，被叔叔撞破而大打出手。在那之后，婶婶消停了一阵子，不久又换了一个“他”。婶婶每年都回越南几次，但这么多年来，她只带叔叔回去过一次，剩下的时候，要么她自己回去，要么和那个“他”回去。

在妈妈离开前，相比这些“乱来”的、只能用不堪的话去评论的越南女人，村里人都把她视为安心持家的模范妻子。但妈妈最后居然也走了这么一步，背后人们怎么说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

妈妈离开后，我也想了好久——也许这种逃离是一种补偿心理，她们选择伴侣的权利和无法在丈夫那里得到的认可，在那个“他”的身上得到了吧？

6

妈妈走后，只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我应该是家里唯一一个明确知道妈妈重组了家庭的人。其实爸爸心里一直觉得她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但他始终在等有人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。

妈妈离开第一年的大年初三，跟爸爸在电话里吵了一架，原因是我家的亲戚不断地对妈妈施压，责备她不回家过年，弃家庭、子女于不顾。妈妈认为是爸爸对亲戚说了她的坏话。他们越吵越激动，最后爸爸情绪失控，竟然像个孩子一样趴在枕头上哇哇大哭。我看着他，手一直在抖。

从那以后，爸爸总是抓住与我独处的机会，询问妈妈的状况：她在那里？和谁？跟别人在一起了是不是？那个人是不是很有钱？

问出这些问题之后，他总会加一句“现在那么多人看我笑话，我都抬不起头做人”。

以前，爸爸的衣服、内裤、毛巾、牙刷、剃须刀，衣食住行都是妈妈打理，妈妈离开之后，他竟连续两年没买新衣服。我心疼之余，不想他再受打击，每次他问起妈妈，我就找借口赶紧离开。

离开爸爸后，妈妈跟叔叔去了重庆。

叔叔的原配妻子于2000年难产去世，从那以后，他心灰意冷，无心打理家事。整个村子的人都觉得他这辈子“也就这样了”。

妈妈的到来，引起了整个村子的轰动，也给沉寂已久的村子带来了活力。妈妈总是热情地跟所有人打招呼，力所能及地帮村里老人干活。老人们疼她，给她送各种新割的菜；小孩子们喜欢她，总是去帮她给楼面洒水；叔叔的家人也敬重她，对她百般呵护。她偶尔也会与叔叔闹矛盾，会满肚子委屈地打电话给我诉苦，大多都是说叔叔爱吃醋，对她不信任，不准她与别的男人接触。

我第一次去重庆找她，她开着男人开的摩托车把我接到村里，问我那里是不是跟我家搬到镇子前一样，“都是在山里”。

我看看荒败的四周，点点头。

她远走了1600公里，似乎又回到了原点，只不过陪着她开始新生活的人，是她自己选择的。

跟叔叔在一起，妈妈常常闹心的是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家的亲友。一直以来，因为惧怕流言蜚语，她对外都是说是“外出打工、工作忙、没有时间回家”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离开爸爸、选择了别人——可能，是想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？

妈妈也一直与小姨（越南带过来的表妹之一）保持着联系。每当小姨告诉她一些别人讲的闲话，她就会很委屈地对我复述一遍，然后问：“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” 同样来自越南的婶婶，对亲戚不是说她跟别的男人跑了，就是说她死了，渐渐地，妈妈与婶婶就决裂了。

更让妈妈为难的是哥哥。